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

时间:2016-04-13

崔子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经党组织营救,我于1937年9月从国民党山东省监狱回到家乡——泰安县夏张镇。出狱后一时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得不到党的指示,我心里非常苦闷,当时形势紧张,人心惶惶,抗日救国成了头等大事,我就一面设法寻找党组织,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我在泰西原有一些社会关系,便四处奔走,宣传动员他们起来抗日,先后到过肥城、宁阳的一些地方,还到过泰安的东向、边家院等地,当然,还是以夏张为活动基地。

  1937年10月,我在泰安城找到了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就像迷路多时的孩子忽然找到母亲,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听了省委领导同志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指示,我心里更亮堂了。不久,我参加了在篦子店召开的“泰安县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会上大家推选我为供给部副部长。方向明确,干劲更大了,又有了“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我回到夏张后便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酝酿组织抗日游击队。我的共产党员的“红帽子”在夏张是人人皆知的,那些上层人物和士绅对我的活动总是心存疑虑,枪支也大多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了争取他们抗日,起码争取他们不破坏我们的行动,我特别注意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敌人的飞机经常轰炸津浦铁路沿线,大批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带来了亡国丧家的痛苦和耻辱;不断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抢掠民财,骚扰百姓,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逼迫下,上层人物和乡绅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应急措施,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是有爱国心的。这样,我宣传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主张渐渐得到他们的赞同,我又争取了曲阜二师毕业、对共产党的主张有所了解、倾向抗日的镇长马世进,并请他担任队长。很快,以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报名参加的有六七十人,马世进还把镇公所的几支枪拿出来,交给游击队使用。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培养骨干,我在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了曹龙骧、叶子真等人入党。

  不久,省委先后派远静沧、夏振秋、张北华、程重远等同志来到夏张,加强了对泰西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我与夏张小学和酒店进行交涉,动员他们捐款。当时夏张小学有一部分土地,每年租给别人耕种,收一些“学田租”。校长对我们拉抗日队伍很支持,拿出一部队“学田租”给我们用。1937年底,形势更加紧张,日本侵略军已逼近济南,敌机不断来轰炸,韩复榘的军队更是成群结伙溃败下来。北华、静沧同志和我商量,决定立即动员上层人物和乡绅,把更多的枪拿出来给游击队使用。12月31日,日军占领泰城的消息传来,北华同志怕遭敌人突然袭击,决定当晚把队伍拉出去。由于时间仓促,只拉出来10个人,有11条枪。1938年1月1日凌晨,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踏上了抗日征途。

  队伍拉出来到哪儿去呢?大家一时忘记考虑这件事了。我忽然想起,在夏张西北边的山区馍馍山有我串联的抗日积极分子王靖夫,便提议去找他,得到北华同志的赞同。我们连夜赶往馍馍山,天亮时找到王靖夫同志,他把我们安置到小学里。不料村长出来干涉,不让我们住在学校里,我们只好离开。寒冬腊月,到哪儿安身呢?王靖夫同志想了一会儿说:“鹁鸽崖有个山洞,可以先住一下。”有个山洞住也比露天强,我们便跟着王靖夫同志走了。翻过一道山梁,来到蟠龙山鹁鸽崖下的山洞。这是个天然山洞,很小,深不过一两米,宽不过三四米,外面用石头垒了两面墙。山洞虽然不大,我们10个人还能挤下。谁能想到我们拉起抗日游击队的第一个晚上,是睡在这样一个山洞里呢?

  没想到住山洞还惹出了麻烦。原来,鹁鸽崖一带的山洞里曾经住过土匪,我们这几个来路不明的背枪人引起了当地群众和红枪会的怀疑,不久传来了红枪会要来“围剿”我们的消息,形势一时紧张起来。远静沧,夏天任、夏振秋、曹龙骧同志立即分头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泰安县二区区长薛家俊、当地红枪会头子陈学增以及群众做宣传,揭穿了谣言,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流血冲突。通过这件事,我们深深体会到,无论搞什么活动,万万不能脱离群众。离开了群众的支持,真是寸步难行。打那以后,我们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在拉马洼,在响水寺,我们都多方面联系群众,广泛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一方面争取了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一方面扩大了队伍。特别是曹龙骧、马世进、叶子真等同志,当地关系多,人缘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自卫团成立后,群众对我们是不是真打日军还有疑虑,有些上层人士更是讥讽嘲笑:“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不敢打鬼子,小小的游击队能打了鬼子?”就连我们队伍中个别人也怀疑自己的力量。事情很明显,游击队要生存下去,只有坚决地战斗,否则就要垮台。北华、静沧同志很坚决,“我们拉起队伍来就是要打鬼子的!”大多数同志也坚决拥护。于是我们这支刚刚成立的游击队便勇敢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夜袭肥城,消灭了汉奸维持会,继而摸界首刀劈鬼子头。张北华同志身先士卒,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1月28日,我们带着夜摸界首缴获的战利品回到夏张小学,当晚举行了庆功会,大家喜气洋洋,举杯祝贺胜利。为了表示抗战的决心,我们把杀鬼子的刀拿来,每人舔了一下刀上留下的敌人血迹,叫作“饮血解恨”吧!我们还把缴来的战利品放在学校里供群众参观。事实最有说服力,自卫团杀鬼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泰西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顿时高涨起来,各方面、各阶层人士纷纷投奔自卫团,自卫团得到迅速发展。

  春节过后,张北华同志率团本部开进肥城,为了巩固夏张这个活动基地,自卫团在夏张设立了办事处,任命我为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扩大队伍,搜集枪支,筹措粮草。由于打肥城、摸界首的胜利,泰安县许多区、乡成立的游击队也纷纷前来,我记得先后改编了六、七、八等大队和先锋连,一大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当时泰西地区的封建地方势力和一些土匪武装也有相当的势力,“司令”多如牛毛,比较大的几股:以牛希文为头子的秦启荣别动队第二十三梯队,以“谭四大人”谭庆岭和欧阳怀丰为头子的地主武装,以吴干臣为头子的“光复军”,以刘仙洲为头子的别动队等,他们都是有几百人、枪的武装力量,至于几十人、上百人的小股杂牌队伍就更多了。这些杂牌队伍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着“抗日”旗号,干着祸害群众的勾当,对抗日武装的发展也是一个障碍。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参加抗战,自卫团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况洞召开了团结抗日大会,欧阳怀丰、谭庆岭等人都参加了,“光复军”也派代表参加,由于人心向背,他们在会上也表示要与自卫团联合抗日。可是时隔不久,在我们查日货的时候,有的同志查封了一批来历不明的物资,吴干臣火了,便串联牛希文、欧阳怀丰、刘仙洲等共一千余人企图围攻自卫团。“光复军”出面请我到赵家崖开会,实际上是企图扣住我作人质。为了分化他们的阵线,避免大的流血冲突,我便只身到赵家崖去和“光复军”谈判,我对他们解释说:“你们不要误会,别受别人的挑拨。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什么问题好商量。你们如果缺什么东西,我们帮助解决。”他们听我说得有理,又愿意帮他们解决供应的困难,气氛缓和下来,便提出要东西。为了团结他们,我便答应了。回来后,向自卫团的领导作了汇报,给他们一些粮食、鞋子和200套军衣,这才算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可是后来吴干臣要带领“光复军”投敌,我们就不客气了,便调动部队和红枪会把他们打垮了。

  1938年底,以泰西自卫团为主,会合其他几支兄弟部队,在大峰山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泰西抗日游击队终于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壮大起来。

  回顾泰西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条经验:第一,有坚强的领导骨干。省委派来的干部和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同志们斗争坚决,意志顽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决不退缩,真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第二,积极动员和掌握民间枪支,争取了主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争取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日。泰安县十区区长武圣域率队参加自卫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第三,从部队建立之始,就确定了积极抗日的方针,如果不是坚决地打击敌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卫团的威信不会那么高,队伍也不会发展得那么快。第四,群众纪律好。我们不扰民,不害民,与国民党势力的乱抢乱夺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艰苦奋斗,爱护群众;一个是大吃大喝,祸害群众,谁好谁坏,一目了然,因此群众支持我们。第五,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从北华、静沧同志开始,各级领导与战士一样吃饭,一样打仗,一样站岗放哨,对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不论干部、战士,同样开隆重的追悼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使为国牺牲成为无比光荣的事情,对群众对部队的影响都很好。

  抚今追昔,那段难忘的战斗历程仍然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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