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西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

时间:2022-06-13

夏天任
    1937年6月底,我在曲阜师范学校毕业,8月,到泰安县鱼池小学教书。这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社会动乱,人心不安。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亡活动在城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我哥哥夏振秋(共产党员)已经和张北华、远静沧、崔子明等同志在四处奔波,筹备发动抗日游击队。
    大约在12月初,因我父亲病重,我便返回泰城,振秋已经到夏张去了。由于形势越来越紧张,我于20日左右也赶到夏张,找到了振秋。这时,在崔子明和振秋等同志努力下,夏张已经组织起几十人的抗日队伍。12月31日晚,听说日本鬼子已经占领泰城,张北华同志决定立即把队伍拉出来。1月1日拂晓,这支小小的游击队到了鱼池镇南的蟠龙山鹁鸽崖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由于事出仓促,当时只拉出10个人。
    第二天,我们得悉,有人散布“鹁鸽崖来了一伙土匪”,煽动红枪会来“围剿”我们。为了打破坏人的谣言,北华同志等紧急商量对策,决定由远静沧和夏振秋去找国民党区长薛家俊谈判,申明我们这支队伍的宗旨,晓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道理,揭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阴谋,另外派我和王质夫到鱼池镇,一面找崔仲华(大地主,在本地颇有势力,其叔伯兄弟崔干臣曾与我在一起教书)讲明我们拉队伍抗日的道理,一面找了我的许多学生,并通过学生做家长的工作,说明老师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打日本侵略军。这样,通过我们的宣传,使群众了解了我们这支队伍的真面目,不但避免了与红枪会的冲突,反而使更多的热血青年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过了几天,由于在山洞里吃、住都不方便,我们就转移到响水寺。这时,陆陆续续有人参加我们的游击队,队伍已有二三十人了。我们一面学着打枪,一面派人四处宣传“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动员参军,筹措枪支。不久,我们又到了空杏寺,在那里与肥城三区葛阳斋、陈惠民、乔绶卿等人拉的队伍和泰安十区王仲范、张魁三等人拉的队伍会合,总共有一百余人,树起了“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的旗帜,旗子是用被单做的,字是振秋用红笔写的。
    自卫团成立后,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如打肥城枪毙范维新,摸界首刀砍鬼子兵,在泰西地区影响相当大。摸界首时我也参加了,在陈惠民的那个组,负责箝制车站的敌人,掩护镇上的行动。战斗结束后,我们撤回夏张,大家扛着缴获来的新枪,心花怒放。回到夏张,过了一两天就是春节了,大家好好地庆祝了一番,因为这是第一次杀了鬼子,缴了鬼子的枪。后来,国民党八十一师展书堂来泰西,我们送他一支崭新的日本三八大盖,换了不少子弹。
    过了春节,我们又回到肥城。这时,泰西各地拉起的队伍很多,投奔自卫团的也很多,两个月的时间队伍扩大到二千七百多人。这个期间,崔子明和振秋同志主要从事扩军工作,动员、组织群众参加自卫团,搜集民间枪支,壮大自卫团的力量。他们贡献很大。
    我开始在一大队当政治战士。二次进肥城后调到政治部当文书,负责刻制蜡版,搞宣传品。远静沧同志派我带着一伙年青人出去宣传,我们在大街小巷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搞演讲,号召群众组织起来,不当亡国奴,参加自卫团,保家卫国。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经常有许多青年人,甚至有些小孩子缠着我们,非要参军不可。
    1938年3月底(或4月初),我们得到情报,敌人要进攻肥城,北华、静沧同志决定分散部队,分头打击敌人。团部带几个主力大队向东转移,其余大队多回原地活动。我记得是在清明节的前一天撤出了肥城,我随团部和一大队到道朗附近,敌人向道朗进犯时,当地的群众和红枪会奋起与敌人拼杀,我们前去接应,消灭了几十个鬼子。就在这次战斗中,政治部主任远静沧同志不幸牺牲了。静沧同志的牺牲对部队情绪影响很大,北华同志也很悲痛。道朗战斗后,自卫团团部转移到北仇、边院一带。这是自卫团的困难时期,部队生活艰苦,粮钱无处筹集,常是窝头蘸盐水,有些人受不了这种艰苦的日子,离队回家了。北华同志派振秋到铁路东找省委求援。省委派了倪冠英、边裕鲲等同志来。
    1938年5月,郭洪涛同志到泰西,留下段君毅、孙光等几位同志,建立了泰西特委,段君毅同志任特委书记,孙光同志任组织部长,万里同志任宣传部长,北华同志任军事部长,振秋任统战部长(兼管民运工作),袁振同志任青年部长。5月底,万里同志找我谈话,发展我为共产党员,并调我到特委做秘书(管文书工作)。成立特委是个转机,从此部队出现生机,地方上的工作也活跃了,各地开始组织动委会,党的发展工作在地方和部队也开展起来。我记得当时主要采取办短训班的方式,从部队和地方抽调一些抗日积极分子参加学习。在训练班里,主要讲授有关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策、方针等内容,特委负责人段君毅、孙光、万里等同志经常去讲课。训练班中一般派几名党员去做骨干,在学员中进行工作,培养成熟后就发展为党员。训练班结束后,全部回原地、原单位。通过几期训练班,为部队和农村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党员骨干,他们回到本地、本单位后,大都成为开展党的工作的骨干和核心,通过他们的工作,又扩大了部队和地方的党组织。
    1939年初,振秋同志调到泰(西)县任县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李介人同志调到特委任秘书主任,我当时是印刷科长。同年10月,我调离了泰西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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