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永清 口述 刘晓雯 整理
那是1946年6月6日，我在新四军一纵队三旅任文化教员，部队出发时，太阳开始西沉，我们从尚家寨走到火车站东侧、敌我交界的大河边，约有4公里的路程。待到达沿河的砖墙旁，天开始黑了下来，我们就在墙脚下集结待命。这个地方，距敌人至多百余米。白天，因有砖墙挡着，敌人看不到我们，而我们则可从墙上的枪眼看到对面敌人沿河的地堡群。
我们在黑暗中待命，除了机枪手作好掩护的准备外，其余的都靠墙席地而坐。静悄悄的，没人讲话，空气好像凝固了，连风也没有，不过天还不太热，有些凉爽之感。大约等待了两个多小时，我真希望战斗快些打响，因为那种沉寂紧张的气氛，简直有些令人窒息，尤其人处于等待之中，时间似乎特别长，两个多小时，好像已等候了半夜。至10时许，战斗终于打响了，掩护我们冲锋的机枪先开火，以压住敌人地堡的火力，我带了卫生员，跟随在全连的最后，担负战地抢救工作。
冲锋一开始，战士们一下子就把那座单砖墙向前推倒，打开了宽约十几米的缺口，墙是沿河筑的，且地势较高，砖头就向河床倾泻下去，我过了砖墙的缺口，便跳入河床，其深度约有四五米，着实震了一下。那条河基本上没水，仅有一些干湿相间的小水滩。一下河床，便看到了敌人地堡的机枪像雨点般疯狂地扫射，冲锋的部队就向右侧靠去，因为那边有桥墩可作掩体，我也紧紧跟上，看见身边躺倒了好多同志，我一一查看，都没有反应，全都牺牲了。敌人的火力还在不断地扫射，我猫着腰，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当我到达桥墩处时，敌人的火力已基本被压了下去，我们的突击排开始突入地堡群，一阵手榴弹爆响后，我放下了心，知已短兵相接，前沿即将被突破。我就在桥墩旁再仔细搜索，一一推动所有躺在地上的人并呼唤他们，但全无反应。我很快地醒悟过来，原来敌人早就估计到桥墩处是地堡的死角，也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物，所以预先在左侧建了暗堡，部署了火力，尽管天黑，侧射火力还是很有效，给我们造成较大的杀伤，所以伤亡最多的地方也正是在桥墩处，那里约有十几具尸体。我到达桥墩处时，敌人暗堡的火力已被突击排压了下去，否则我也就非伤即亡了。敌人已经后退，几处地堡正在燃烧，我随着枪声，越过火堆，穿过一些民房和小巷，找到了我们连的一个排，正行进在一条很窄的小路上，路旁有一段很长的围墙，举头向天空上看，隐隐约约看见在围墙里有一个高烟囱，据向导说，那是发电厂。我找到了一排长王雪生，他说指导员李洪汉已牺牲在桥墩处，连长也负伤了，我们连的连一级干部没有了。我心想，原来我在桥墩处推动过的人中还有指导员，只因天黑未看清，又听说连长是手和肚子负了伤，自己能走，可是我却未遇上。当时我真焦急，心想连部没人，我该怎么办，是否可做些部队的宣传鼓动工作？我就给战士们鼓劲，慰问，好在这些战士与我都很好，看我还活着，也都为我庆幸。
我们在这条小路上防御，没多久，天就亮了，这才看清部队所处的位置，是在发电厂的围墙旁，另一边则是民房，老百姓全逃走了。早晨炊事员送饭上来，大家吃早饭。吃过饭，继续待命，除了哨兵外，大家全都坐在围墙脚下休息或打瞌睡，因为一夜未睡疲倦极了。午后，营部命令，再次突击。我们用炸药炸开发电厂的围墙，冲了进去，一路火力开路，进入巷战。不过敌人的火力，没有昨晚冲过河床时那么猛烈，我们冲得很猛，敌人节节败退，我们在敌人火力下，破墙、跳窗、奔跑，我也十分灵敏，随着部队前进。打了约个把小时，很快接近西关大街，由于敌人部署在城门口的火力比较密集，部队就停止前进，在沿路的民房中破墙打枪眼，以巩固阵地，站稳脚跟。时已近傍晚，人实在倦极了，加上两次突击，尤其冲锋突击，思想高度紧张，对于一个人的精神和体力的消耗，是非常巨大的。至于那天晚上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已记不清了，大约也是靠在墙上打盹，因为身处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要防近在咫尺的敌人反扑。
一夜又过去了，已是6月8日，凌晨开始突击，我们的任务是夺取西关大街。经过约两个多小时的巷战，边搜索，边冲锋，我们进入西关大街，我进了一家临街的店铺，街对面是一家医院，邻近泰安城的西城门时，消息传来，朱也伍班长牺牲了，我十分震惊。
朱也伍同志是上海人，从小父母双亡，沦落到求乞的境地，后来遇到一个卖狗皮膏药的山东人，就跟着他并拜了师，练就一身好功夫，我看过他可以用右手持刺刀的顶端，刀柄向外，往左臂打下去，左臂稍往上一抬，刺刀就弯成弧状；拳也打得很好，有内功，有一次翻单杠，不慎身子落地，也未伤着他。这次冲锋，他冲在最前面，一直冲到离城门不远的地方，还指挥战士前进，但他太大意了，单膝跪地指挥，终因姿势高，又未移动，中了敌人从城门口地堡打来的子弹，倒下就牺牲了。之前他曾对我说起，他帮师父卖膏药，后来参加了浦东的汉奸部队和平军，但不久就起义投诚新四军浦东支队，并被送到浙东纵队，后来到三支队二中队，当了班长。在泰安驻军时，他帮房东老大娘打扫、挑水，干活十分勤快，那老大娘竟硬要收他当干儿子，当时为了军民关系，且无伤大雅，竟认了真，当部队出发打泰安时，大娘还烧香拜佛，望他安全回来，不料他竟牺牲了。他和我都是上海人，且在行军打仗时，我总是和战士们在一起，所以跟我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拉拉家常。对他的牺牲，我万分难过，脑子里不断地出现他的音容笑貌，当时我要到他牺牲的地方去凭吊，但须穿过西关大街。那大街向右直对城门，城门口有好几个地堡，火力交叉，我看那城门已被砖头封死，谅敌人都是从地道进出城的，所以要穿过大街，得冒些风险，但我认为这并不会构成多大威胁，因为街道不宽，仅约十几米，我就出其不意迅速横穿过去，结果仅有几发子弹打在我身后的地上。朱也伍同志就牺牲在一个房屋的拐角旁，当时他的遗体已被抬下去了。我既穿过街道，也就到对面的医院去看了看，里面已空无一人，我直登四楼平台，只见有一具敌人的尸体，躺在地上，我奇怪我们并未攻至楼顶，何来敌人尸体？平台有半人高的围墙，正对着城墙，其高度几及城墙，敌人也以火力封锁着。我猫着腰，靠近围墙，窥视对面城墙上的布局，谅敌人发现了我，一梭子子弹扫了过来，我这才明白，那个敌人，可能是未及时退入城内，被城墙上的自己人误伤了。我换了几个位置观察城墙的情况，目的是为了在总攻时，我可心中有数些。我所处的位置，离城墙估计约一二百米，在城墙顶上的转角处，也有一些地堡，心想登上城墙后，得注意侧射火力。我看完后下楼，又穿过大街，回到自己的位置，那时连部仅有我、文书储雪彬和卫生员3人，等待着最后一战的攻城命令。
午饭前，营部派来了指导员叶时鸣同志，是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叶伯善同志的胞弟，据说他曾在师部当过司务长，后升任为直属队指导员，这次到我们连任政治指导员，连里总算有一个领导成员了。他一到任，我就向他回报了两天来的战况和战士们的情绪，我们虽遭到一些伤亡，但士气仍很高，之后我又陪他到各班排去探望战士，由于那时正在各自的战斗位置上，部队不能集合，也不可能召开什么会议，这样就算大家认识了，接着他就自己去做工作，大约是党内动员，我系非党员，陪着他不便，就留在西关大街的阵地上。那是不平静的半天，枪炮声不绝于耳，但并不猛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至天黑，又休息在阵地上，我心中明白，我们正在部署对泰安城发起总攻。
西关大街，是东西向的，我们的阵地在城门西侧仅100米左右。城墙周围有护城河，宽约30米左右，河里有水，但并不太深，东河沿离城墙约20米，我们守在西河沿的民房里，离河沿大约也有20米左右。我们在民房的砖墙上打枪眼瞭望，以防敌人反扑。按照上述估计，我们的前沿阵地，包括护城河在内，离城墙约六七十米。6月9日，我们又整整准备了一天，研究了攻城的方案，除了营、团在医院等较高建筑上部署了轻重机枪作掩护外，我们连自己很难掩护自己，因为民房低，城墙很高，火力难以发扬，连里能做的，就是以轻机枪封锁城门口敌人的几个地堡的侧射火力。攻城计划大体是这样的，总攻发动时，先要解决渡河问题，城河的水不深，不准备架桥，只征集了大量的棉被，打算填河而进，接着把登城墙的梯子，倚到城墙上，然后突击队发动冲锋，过河、登梯、上城墙，方案就那么定下了。紧张的一天又过去了，晚上休息，等待次日的总攻。
6月10日，是总攻的一天，上午没有动静，激战之前，心悬悬的，气氛比较紧张，因为大家知道，仗一定要打，但不知什么时间打，究竟怎样开局，难以预测。上午过去了，午后还无动静，吃过晚饭，太阳还是高高的，这时总攻命令下达了，二连三个排分别进入选择好的出击口，我跟着一个排，是第二梯队，准备抢救伤员，大半个小时后，随着激烈的机枪和爆炸声，总攻就开始了。
当时太阳还未西沉，晒在地上，有一股热浪，枪炮之声震耳欲聋，淹没了人的呼叫声，其实大多是我们掩护的火力，封锁着敌人地面和城墙上的火力，我们的大炮，据说是从火车站旁的一座小山蒿里山，打过去的。就在这猛烈的枪炮声中，我们的一个排突然从民房破墙而出，抱着棉被，冲向河床，那时敌人地堡火力，大多已被我们封住，城墙上的敌人也被我们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只能往城墙下扔手榴弹，城墙脚下炸得硝烟弥漫，不过河床乃是死角，所以填河时无甚伤亡，仅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棉被已被填得高出水面，接着架梯的战士，就冲出民居，过河而去。当时预计用三只长梯连起来可及城墙顶部，因此几个人抬着梯子，迅速跳下河床，踏着填河的棉被，冲上对岸，在城墙脚下，把梯子靠上城墙并死死扶住，防止被敌人推倒。那个地方，对城墙上的敌人乃是死角，他们只能使用手榴弹，其他的火力就依靠城门口的地堡了。此时我们的另一突击排冲锋了，敌人密集地往城墙下扔手榴弹，并从城墙上的地堡，向我们的突破口扫射，我们掩护的火力，也开始向城墙上左右两侧的敌人火力点扫过去。城墙下，已被手榴弹炸得烟雾弥漫，有几个战士伤亡，躺在城墙旁，我心急如焚，只盼突击队快些登城，仅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的战士就登上城墙，这时我所跟随的第二梯队冲锋了，敌人的火力更猛，因为突击开始时，敌人估计不到我们的突破口，待我们填河架梯开始，敌人明确了我们的突破口，就调集了火力，向这个地方猛扫猛炸，不过我感到当时最大的威胁是手榴弹，其爆炸声已盖过了机枪声，但当突击队登上城墙后，敌人手榴弹的落地点，也就慢慢地向梯子左右两侧分了开去。
我冲出民房，几步路就跳入河床，那棉被已被前面的战士踏入水中，不过只有十几公分深的水，我踏水而过，脚下软绵绵的，虽步行不便，但对敌人火力而言，却是比较保险的死角。但当我爬上对岸、接近城墙时，见几个躺在地上的战士，我和卫生员上去包扎，他们说不碍事，催我赶快登梯跟上部队，别在那个危险的地带停留，因为他们明白，只有部队在城墙上站稳脚跟，他们才可安全地相互包扎并撤离。我一听，也就带着卫生员去爬梯子，正当我要跨上竹梯时，被后面来的人一把拉住，说：“让我先上!”这是谁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旅政委何克希同志。何克希政委在抗日战争中曾任我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我十分敬重他。在这激烈的战斗中，我们虽是第二梯队，处境也很危险，想不到他竟亲临火线，只有共产党军队的高级指挥员才能做到与战士一起冲锋陷阵。不久他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全国解放后，在杭州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他不爱坐轿车，常在湖滨一带步行，凡以前在浙东工作过的干部、战士，遇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何司令”，他一听到这种称呼，知道是共过患难的老部下，就会十分亲切地问你原在哪一部门工作等等。泰山脚下红门附近，有一座为纪念第一次解放泰安城时光荣牺牲的新四军1纵3旅烈士们而建的革命烈士纪念碑，80年代我去泰山时看到过，碑志是何克希同志1946年7月题写的，碑上的烈士第一名就是我们指导员李洪汉，其次是班长朱也伍同志。
何克希政委拉住了我，我向他一笑，表示敬意，他已一脚踏上梯子，跟在他身后的，还有警卫员，接着我就紧紧跟上。尽管当时敌我双方子弹横飞，手榴弹爆炸，不知怎么的，我毫无畏惧，大有“首长在此，百无禁忌”之感。我们迅速登顶，只见他一跃上了城墙，待我到达梯顶，因我个子矮小，举手攀墙时，离开墙顶还有20多公分的距离，如在平地，我一跑一跃，准可过得去，但人在梯上，使不上劲，尤其那梯子已支撑了十来个人，晃动得几乎要倒下来了，不被打死也得摔死，因此我更不能脚下用力往上跳了。正在为难之际，一个战士从城墙顶上，俯身伸下手来拉我，两人的手一搭牢，我就身轻如燕地飞上了城墙，向左侧奔去，但不知何司令已冲到哪里去了。
城墙顶上也有敌人的地堡，子弹从左右两侧打来，落在我身体周围，炸起了一朵一朵的土灰，那不是可以停留的地方，必须迅速通过。我跑了几步，见城墙的内侧，有个缺口，我不假思索，就跳了下去，至少有三四米的高度，脚踏实后，见敌人的子弹不断地打在墙上。我到了城的内墙脚，后面跟着我的人，也走我这条路线，待我到达地面，已跟上前面突击的部队，接着就进入巷战。一路冲去，敌人溃逃，枪声渐渐稀疏下来，我们连很快就占领了敌人的指挥部。我进入里面一看，那是一个很大的院子，四周有房，像是办公室或会议室，地上撒满了碎乱的纸张、杂物，但没有抓到敌首宁春霖，后来听说他带了几十个人，经通往红门的秘密地道，登上了泰山，翻山逃往济南。这一着，我们未防着，以致未在红门设防，给他溜走了，但我们俘获的敌人还是不少，有2000余名。
战斗很快结束，俘虏也被押走。此时天还没有断黑，人真是累死了，口渴得不得了，我就设法弄水喝，看到一个缸底里有些水，不管生水或脏水，痛痛快快喝了几大口。当时我看到大院内战利品不少，满地都是，我也无意细看。一般地说，战斗一结束，部队就要撤出城外，好让后勤人员打扫战场，但忽闻传下命令：“原地宿营”。这真像是皇恩大赦，因为在经过四五个日日夜夜的战斗后，我真的感到已精疲力竭了。当晚我就一个人躺在一张乒乓桌上，以战后十分舒坦的心情，美美地睡了一觉。没有被子，好在天热，也不感觉冷，我睡得死死的。天刚破晓，部队奉命集合出城，经西关大街、火车站折向西南走了约十几公里，到了一个村庄，才宿营吃早饭，然后整日休息，次日仍休整，这个村庄离尚家寨不远，约有八九公里。
这次战斗，连里伤亡约20余人，连长受了伤，指导员牺牲了，但敌人被歼灭，泰安城解放了，还听说在城东方向，我们的兄弟部队还击落敌机一架，战果赫赫。
至6月13日，新来的指导员奉营部命令，要连里派人到野战医院去慰问伤员，这个任务就落到我的身上。那时尚家寨的老乡也赶来慰问,连部的房东傅振华先生也来了，还说起朱也伍的干娘，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哭得死去活来，并设灵堂奠祭。傅先生听说我要去医院慰问伤员，也一定要跟我去，于是我就带了通讯员，3人一起出发，向南而去。医院在东北堡一带，一路上骄阳似火，更恼人的是敌人飞机不断骚扰，估计他们找不到我们的部队无法交差，所以看到了我们，那怕是三两个人，也不惜俯冲下来扫射，甚至缠住不放，从不同的角度向我们攻击，我们不得不利用十字形的田沟，以不断改换方向与之周旋，这样走走停停，至中午，才到达野战医院。
我先去看了连长李鹏，他伤势并不太重，是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手表，子弹滑偏，钻入肚内，然而已是强弩之末，未伤及肠子，但必须取出来。我向他汇报了连里的战况及突破城墙的战事，他很欣慰。后我又去慰问了其他的战士，大多伤得不重，不久就可出院，下午我就返回营地，向叶指导员作了汇报。由于部队打了胜仗，士气很高，指导员的心情自然也很好，他与我交谈，我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一切，我们两人都感到实是幸会，初步建立了友情。
14日，敌机在火车站大肆轰炸，我们司令部驻在那边，伤亡十余人。那时天气十分炎热，在民房里我无法入睡，就睡在露天，半夜一阵大雷雨，把我从梦中惊醒，被淋得全身湿透，因为连日疲劳，睡得实在太沉了。
我们在那个村庄（村名已忘）休整了约半个多月，进行战斗总结，评英雄、模范，战士们一致认为我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势，跟着战士一起冲锋，抢救伤员，而且帮助新来的指导员工作，应评上英模。当时对战士评为战斗英雄或战斗模范，对干部则评为模范工作者。接着，师部的记者就来采访我，我猜测，他们可能希望我能说些豪言壮语，可我最反对装腔作势，只是实话实说，我说：“说我不怕死，那是没有的事，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恪尽职守，完成交给我的任务，绝不为偷生而不去完成任务；其次，心里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所以我只想跟着战士冲上去，把敌人消灭”。这些都说真心话，但不属于豪言壮语，事迹就不够生动了，好在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肚里还有些怨气，不是曾有人把我当作特务看待的吗？后来团里开庆功大会，我也坐到英雄、模范的席上，不过大多是战士和班级干部，排级干部就我一个人。我还得到了鞋子、毛巾之类的奖品，还有一方乡村姑娘绣的布手绢，其实就是在一块小布的角上，绣了一朵小红花而已，但我用得着，因为我从小有慢性鼻炎，手绢的使用价值较高。
时已7月上旬了，连长伤愈归队，经过这一仗，他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我这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观念，因为在他的认知中，凡戴着眼镜的读书人，战场上必然是孬种。这次听到全连战士、排长，尤其新来的指导员对我的赞扬，他对我更加友好了。至于叶指导员，因为他是在战场火线上来到陌生的基层连队，一来就要参加激烈的战斗，由于我对他热情地介绍情况，他对我当然更有好感。泰安战斗打了4天4夜，他只参加了最后的总攻，以后他又和我并肩作战多次，后来英勇牺牲了。我永远怀念那些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们。
（来源：《泰汶春秋》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