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玉甫
1938年1月我在徂徕山参加革命，当时18岁，在“山东抗日游击队独立第一师”（师长洪涛）二团（政委程照轩，团长徐建三，副团长程鹏）警卫排。
1938年的5月份，泰安县恢复成立县委，书记夏辅仁（夏天庚）、组织部长朱玉干、宣传部长燕遇明。我刚去县委的时候什么工作都干，有时出发到山阳、茅茨、良庄一带。县委经常住泰安崅峪、范镇等地。当时县委对外称“泰安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主任范明枢（抗战老人，当时召开大的会议，都请有名的民主人士参加，范老就是其中一个），副主任李仁斋。“动委会”具体工作是搞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
我于1938年7月入党，由夏辅仁、朱玉干介绍，对我考察了3个月，当时入党没有候补期，一发展就是正式党员，那时候动委会下边有几个同志印小报，是县委、“动委”的抗日小报。
1938年底夏辅仁调泰山特委任书记，特委组织部长刘莱夫、宣传部长蒋方宇、团委书记老徐，之后，由朱玉干同志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保卫局任局长，程光（程若晓）为办公室主任，还有个组织部长。
山东的保卫组织是1939年初建立的，山东省保卫局由朱玉干同志负责 ，泰安县委因朱玉干的关系也决定建立政治保卫局，朱玉干指名叫我当政治保卫局长。政治保卫局学习苏联搞的，主要在党内。半年以后保卫局改为社会部（大概是下半年），也是党内的，整个保卫局开始组建时就我一个人，它的主要任务是锄奸，在党内搞保卫工作。日本鬼子占领泰安后，建立了“新民会”“维持会”来统治人民，宣传日本的奴化教育。那时，我既是局长又是办事员，随着革命的影响，一两个月后政治保卫局逐步发展了自己的武装——武工队。武工队的枪支大部分是短枪，主要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后来武工队发展到50多人。
1939年春节，山东分局召开第一次县以上保卫局长会议，我从徂徕山经过新泰敌占区到分局开会，这一带有几个联络站，第一个联络站是在区委书记家里，当时他忙着办年货，我住了—夜。第二天就到了新泰县委办事处，然后到了山东保卫局驻地沂水县大王庄、柳树头。那时米乐亭（又名李东旭）在山东纵队警卫连当连长，刘星阶在柳树头保卫局警卫排任排长，参加会议的共19人。这次会议是在山上一个庙里开的，共开了三天，会上讲话的有刘居英、朱玉干，会议主要强调建立保卫组织，我记得参加会议的还有高明宇、滨海（鲁东南）的保卫局长张洪范、新泰的保卫局长朱礼泉，我和朱是在新泰县委办事处认识的。会后，山东纵队政治部让我捎五百个臂章给我们县大队，因为要经过敌占区，不能公开带，我是缝到棉袄里带回的，回来后根据会议精神开展工作。那时我们写信是密写，即用绿豆粉写，用碘酒一擦就显示出来，这个方法是山东分局教的，写文件、写报告都是这样写，那时保卫工作要求第一要垂直领导，第二要绝对保密，即使党内也要保密。从1939年初到1940年初，一年的时间里，保卫局的主要干部是我，王子健待了一段时间，我走后可能是他主要负责。以后队伍壮大了，枪支也多了，县委书记张烈1939年上半年调走后，程光接任县委书记。
1940年初，我由泰安县委社会部调到山东分局举办的第一期保卫训练班学习。泰山区是我和吕剑光一块去的（吕剑光当时是地委社会部长，地委开始叫保卫局，以后改为社会部，吕剑光任部长），还有滨海的张洪范、鲁西的万晓塘，共到了30多人，学习的后期，山东分局训练班和山东纵队保卫部训练班合并，部队上大约100多人，给我们上课的有山东分局的朱则民、刘居英、杜明等领导同志，训练班于8月份结业，结业后我和吕剑光回到泰山地委，当时地委书记刘莱夫，组织部长蒋方宇，宣传部长董炎，社会部长吕剑光，我是社会科长，刘波平是组织科长，刘波平在1940年底调莱芜县任社会部副部长。
1941年春天，泰山地委社会部改为公安局，当时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对内称社会部，政权里边叫公安局，局长是吕剑光，我是一科（侦察科）科长，夏新生是二科（审讯科）科长，李东旭是秘书科长，侦察科下设侦察队，审讯科设警卫队，队长王杰，机关经常住虎口崖、大王庄、陡崖等地。
1941年2月我调到莱芜县公安局任局长，是和刘波平对调的。当时莱芜县公安局一科长是朱光锋，二科长是×××，三科（审讯）科长是陈克光，四科（秘书）科长李林泉（刘浩民），刘鉴堂同志在秘书科当文书，还有张惠芬。“九·一八”前后，敌人开始大扫荡，他们调动几万人的兵力，从莱芜口镇敌占区到博山，直到西北山区，敌合击的重点是茶叶口。当天晚上，我们上半夜刚转移，下半夜敌人就把驻地包围了，我们是跟着地委转移的，快过公路的时候，地委书记刘莱夫要我们就地坚持，不要离开县，当时我们是在莱东，离九区较远，和县委县政府失去了联络。于是我们带着警卫队和犯人爬茶叶的马鞍山，那时我刚到莱芜不久，情况不熟，又和县委失去联系，于是我派出五、六个侦察员，尽快把情况查清楚，看敌人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合击，侦察回来都说敌情严重。天明，看到四周山上都是日本旗，当时靠近我们的有章丘县大队，县长吴建章也在那里，我想和他们一块突围，可他们的大队长不同意，他们有两个连可突围，当时我不能离开，只好决定让李林泉带警卫队和犯人到莱东去。第二天夜里他们突围出去了，我带一个班坚持，在山上又碰上了地委的几个妇女干部。有个妇教会支委，还有泰东几个学员，她们看我带着武装，就要求跟着我们，我把她们收留下来，叫她们吃点饭，准备战斗。饭还没吃完，就听到响了三声炮，知道敌人要开始搜山了，于是我带一个班先抢占山头，敌人也在抢山头，我们抢先一步占了山头，打了一排枪就滑了下来，敌人上去山头后就架起机关枪打起来了。由于山头石头多，枪子失去了作用，又加我们年轻跑得快，我们全部突围了，有一个同志被西边的伪军抓住了棉袄，最后他也挣脱了。我们走到吉山，遇到了陈克，县委书记刘夏峰，当时战斗激烈，必须尽快离开此地。在通茶叶村的地方有一个出口，我们必须得从这出去，四周敌人到处喊着“抓活的”。在这个出口处有一个台子，一上台子就是高粱地，台子西边埋伏着十几个鬼子，架着机枪扫射，如果一有人上台子，他们就瞄准扫射，我们几个商量着，让刘夏峰先突围，警卫员小韩留下，他怕小韩的枪掉了，把小韩的枪也带上，他身体好，上去后敌人一排枪没把他打倒，钻进了高粱地，于是我也跳上去，一排枪打过来，也没打着，我也钻进了高粱地，找刘夏峰没找着，估计他已经隐蔽了。下午，敌人收兵了，茶叶的几个村庄都被敌人放火烧了，那时敌人实行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我跑出来后在下茶叶村遇到了县委的秘书朱大个子，他曾在茶叶、雪野当过区委书记，当时他正在帮助群众救火，我们打听着去找乡长，吃了点东西。乡长说：“环境恶劣，叛变的人很多，一黑天把你们藏到山里去”。天黑后，他把我们藏在一个山洞里，因村干叛变很多，觉得这个山洞也不保险，老朱决定到他自己家去。先到陈林村，后到林马庄，这村与口镇隔一条公路，夜里敌人到处点着火把，我们脱掉鞋悄悄地从两堆火中间钻过去，到了陈林村陈勉福家，因敌人经常到他村，在他家也不安全，于是我们每人拿了一打煎饼，边吃边向村外走。到了村外，我先让老朱回家，我找到了县参议员、国民党员王会武，他怕出事担不起，我说：“不要紧”，于是他把我送到了林马庄耿乡长家里，晚上我就睡到他家的羊圈里。
一天下午，我公安局的警卫队周队长（家是口镇）的母亲被敌人抓起来了，敌人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回去，我估计他回家就会叛变。于是我叫耿乡长的三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周当天走，要把他灌醉，第二天再走，事情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他走了之后，下午鬼子就来了，我是在他走后离开村的，出来村遇到了老侦察员老吕，我说：“咱们要走，你带点煎饼”。他说：“没煎饼，有枣”。于是我们带了点枣回北山区，到独路石屋，遇到了老吴（警卫队班长）和几个战士，吴已经插枪（把枪隐蔽起来）不干了。他说：“局长，咱还干吗？”我说：“怎么不干了呢”。我们回到莱芜山区，先杀了几个坏的，一切又恢复正常，群众又发动起来了，这是一个月的大扫荡中，被围困的一段时间。
1943年刚过麦，我到山东分局学习，那次米乐亭也去了，先是开县公安局长会议，后又决定把我们送到华东党校学习，大概学了8个月，后转移到苏北。1944年春天结业，结业后我和郭林、张洪林同志回到鲁中公安局。那时正值公安局和鲁中军区保卫科合并时期，我在审讯股负责，张洪林、郭林在一起。高明宇既是保卫科长，又是公安局长，以后又来了崔次丰、牛德标（又名牛卜东），他们都是从山东纵队保卫部调来的。
日本投降以后，崔次丰、牛德标调东北去了，我调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由山东总局长杜明兼任，我任二科（侦察科）科长，但由于敌人占领着济南，我们进不去市里，就在郊区的历城县和陈克光（历城县公安局长）在一块，市局二科分几个组其中刘星阶是一个组，马传瑞是副科长，一直到1946年春节。
1946年春节以后，鲁中区党委来电报，决定调我和刘星阶回鲁中区党委，当即我们就回到鲁中区党委驻地博山，在鲁中行署公安局任二科长，郭林任一科长，李东旭任秘书科长，赵焕章任预审科长，高明宇任局长，武思平任副局长，局机关住博山老百姓家里，后搬到大黄地一带。任务主要是剿匪（武装特务）。那时土匪经常打暗枪，打伤了我们许多岗哨。我所在的二科是侦察科，下边有个二、三十人的政治侦察队，是由各县抽调的区公安员以上干部组成的，队长姓黄，还有个指导员，忘记了姓名。审讯科还有个政卫队，看押犯人和保卫机关的安全。
1946年7月，局机关撤到莱芜，那时周村解放了，由渤海区划给鲁中区，整个周村的工作由鲁中区的干部接管，公安局的工作由我去接管。当时我带了一个侦察班到那里，由于形势紧张，敌我斗争激烈。周村区委组织部长赵玉华让我留下，我们到了周村仅三天，敌人又占领了周村，我们只好撤到郊区，在长白山和小清河一带打游击。这一带伪军家属多，我们活动三天后，就过胶济铁路到寿光一带活动，一直到1946年底我才回到鲁中公安局。那时鲁中公安局住在沂源县大陈庄一带，周村又决定划归渤海领导。因此鲁中区的干部都全部撤回。撤回时，我们一夜过了几道封锁线，从淄博的长白山到章丘，又到了莱芜羊里一带（泰山区公安局住在此地），先遇到张惠芬，后到泰山区公安局长张洪林那里，然后又到了鲁中公安局住地—一沂源大陈庄，我仍任侦察科长。
1947年上半年，成立“鲁中支前司令部”，我在那里当保卫科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和莱芜战役，战斗中俘虏的敌团以上干部送到我那里，由我和部队保卫部王科长负责审讯。莱芜战役结束后，我又回到鲁中。我军在南麻、临朐两仗中没打好，部队只好撤到靠河以北，又转移到鲁西南、河南、安徽、陇海附近，敌人几个师进攻淄博，鲁中老弱病残撤到黄河以北。高明宇因身体不好，先转移到黄河以北去了，局机关由武思平主持工作，科长只有我留下。鲁中区留下的由行署主任程照轩挂帅指挥，副指挥武思平，指挥部有一部电台。
1947年五、六月份接到上级命令，叫我到博山去兼任公安局长，因为撤销了县长毛梓才和公安局长夏新生的职务，是区党委下的命令，夏新生撤职后到鲁中公安局任秘书。我在博山任职一直到1947年底。1948年初，正是过春节的第二天，接到指示要去渤海集中。当时集合地点在博山的夏庄，泰山区的几个县都在那里集合，泰山区公安局长张洪林任指挥，我任参谋长，集合好以后，从博山出发，过胶济铁路向渤海集中，过了铁路后向导迷失了方向，结果转了一圈又把我们带回来了。那时道路泥泞，饥寒交加，怎么办？于是我就派几个侦察员抓向导，几个侦察跑到一家，那家正好住着敌人的一个机枪班。于是敌人的机枪响了，他们七、八支短枪向敌人打了起来，侦察员都不错，都是有经验的老侦察员，他们没受伤，而且还把房东弄出来了。向导说：“你们跑的方向正是向渤海”，于是我们继续向前走。我们机关人员及犯人共3000多，没受大的损失，只是没有经验的同志，把背包扔了，钱和衣服也丢掉了，敌人搞不清我们的实力，光打枪，还乡团也只在围子里看，不敢出来。这样我们就到了渤海的惠民，在华东建国大学二校搞“三查三整”。“三查三整”未开始，1948年四、五月份，中央决定调50个县的公安干部南下，鲁中公安局去15个县成立一个大队，我任大队长，刘波平任政委，每县局长一人，股长四人，公安员四五人。我带一个专署七、八个县的干部先南下到华东三野前委。当时集合后，朱总司令给我们团以上干部作了报告，会是晚上在一个小松林里开的，陈毅同志主持了会议，朱总司令讲，当前形势对每个党员提出了要求，要服从组织决定，大部分地方干部从参加工作一直在本地，从未离开，现在离开本地到江南去，思想不通，顾虑重重。陈毅同志特别强调了南下的重要性，说：“你们不要认为是老生常谈，服从决定很有现实意义，要接受党的考验。”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叫我们打国民党的新五军，这一仗没打好，原因是在我们参加会议的干部中，有一人投敌，向敌人透露了消息。
后来，我调到谭启龙的纵队，和陈克光、尹子明等同志分手了。谭启龙当时是浙东区党委书记，我们要随谭启龙先过江到浙东、浙南打游击，为南下大军渡江创造条件，因为当时地方武装已发展起来，就是缺乏干部，中央决定抽调县委书记以上骨干力量到那里去，这样我们就被抽去，组成了三个支队，绝大多数是班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全带轻便武器，每人带四十块钢洋。因到敌占区，我们的票子不能用，团以上干部带两块金砖，当时一块钢洋能买十四、五斤猪肉，我们每月薪水是发一块钢洋。由于蒋介石的主力还没有消灭，长江江防很严，我们转了几个月，在安庆派了一个营过江试探，没回来，被敌人消灭了。中央决定停止过江，让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化装过江，通过上海的交通线，衣服都买好了。中央一考查，结果山东干部占百分之八十，都讲山东话，通过上海、宁波根本不行，不能保证安全，中央指示要绝对安全，不安全不能过江，没过了江。以后我随大兵团打开封，参加淮海战役，后来担任了安徽省六安地区公安处长、合肥市公安局长，1952年调任上海市公安局经保处长，1954年我改行搞工业，那次整个公安机关调出了20个处长，100个科长。这是公安局第一次向外调干部，以后又任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第三钢铁厂厂长、市委工业生产委员、生产处长，“文革”十年中靠边站，1978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物资总局华东地区金属回收管理处书记兼主任，1983年底离休，这就是我几十年的革命经历。
1986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