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经党组织营救，我于1937年9月从国民党山东省监狱回到家乡——泰安县夏张镇。出狱后一时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得不到党的指示，我心里非常苦闷，当时形势紧张，人心惶惶，抗日救国成了头等大事，我就一面设法寻找党组织，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我在泰西原有一些社会关系，便四处奔走，宣传动员他们起来抗日，先后到过肥城、宁阳的一些地方，还到过泰安的东向、边家院等地，当然，还是以夏张为活动基地。
1937年10月，我在泰安城找到了省委，接上了组织关系，就像迷路多时的孩子忽然找到母亲，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听了省委领导同志对时局的分析和对组织抗日游击队的指示，我心里更亮堂了。不久，我参加了在篦子店召开的“泰安县抗敌后援会”成立大会，会上大家推选我为供给部副部长。方向明确，干劲更大了，又有了“抗敌后援会”的名义，我回到夏张后便大力宣传抗日救国，酝酿组织抗日游击队。我的共产党员的“红帽子”在夏张是人人皆知的，那些上层人物和士绅对我的活动总是心存疑虑，枪支也大多掌握在他们手中。为了争取他们抗日，起码争取他们不破坏我们的行动，我特别注意做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当时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敌人的飞机经常轰炸津浦铁路沿线，大批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带来了亡国丧家的痛苦和耻辱；不断溃败下来的国民党散兵抢掠民财，骚扰百姓，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形势逼迫下，上层人物和乡绅们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应急措施，而且，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是有爱国心的。这样，我宣传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主张渐渐得到他们的赞同，我又争取了曲阜二师毕业、对共产党的主张有所了解、倾向抗日的镇长马世进，并请他担任队长。很快，以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为主体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报名参加的有六七十人，马世进还把镇公所的几支枪拿出来，交给游击队使用。为了壮大党的力量，培养骨干，我在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了曹龙骧、叶子真等人入党。
不久，省委先后派远静沧、夏振秋、张北华、程重远等同志来到夏张，加强了对泰西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为了筹措活动经费，我与夏张小学和酒店进行交涉，动员他们捐款。当时夏张小学有一部分土地，每年租给别人耕种，收一些“学田租”。校长对我们拉抗日队伍很支持，拿出一部队“学田租”给我们用。1937年底，形势更加紧张，日本侵略军已逼近济南，敌机不断来轰炸，韩复榘的军队更是成群结伙溃败下来。北华、静沧同志和我商量，决定立即动员上层人物和乡绅，把更多的枪拿出来给游击队使用。12月31日，日军占领泰城的消息传来，北华同志怕遭敌人突然袭击，决定当晚把队伍拉出去。由于时间仓促，只拉出来10个人，有11条枪。1938年1月1日凌晨，我们这支小小的游击队踏上了抗日征途。
队伍拉出来到哪儿去呢？大家一时忘记考虑这件事了。我忽然想起，在夏张西北边的山区馍馍山有我串联的抗日积极分子王靖夫，便提议去找他，得到北华同志的赞同。我们连夜赶往馍馍山，天亮时找到王靖夫同志，他把我们安置到小学里。不料村长出来干涉，不让我们住在学校里，我们只好离开。寒冬腊月，到哪儿安身呢？王靖夫同志想了一会儿说：“鹁鸽崖有个山洞，可以先住一下。”有个山洞住也比露天强，我们便跟着王靖夫同志走了。翻过一道山梁，来到蟠龙山鹁鸽崖下的山洞。这是个天然山洞，很小，深不过一两米，宽不过三四米，外面用石头垒了两面墙。山洞虽然不大，我们10个人还能挤下。谁能想到我们拉起抗日游击队的第一个晚上，是睡在这样一个山洞里呢？
没想到住山洞还惹出了麻烦。原来，鹁鸽崖一带的山洞里曾经住过土匪，我们这几个来路不明的背枪人引起了当地群众和红枪会的怀疑，不久传来了红枪会要来“围剿”我们的消息，形势一时紧张起来。远静沧，夏天任、夏振秋、曹龙骧同志立即分头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泰安县二区区长薛家俊、当地红枪会头子陈学增以及群众做宣传，揭穿了谣言，避免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流血冲突。通过这件事，我们深深体会到，无论搞什么活动，万万不能脱离群众。离开了群众的支持，真是寸步难行。打那以后，我们每到一地，都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在拉马洼，在响水寺，我们都多方面联系群众，广泛宣传我们的抗日主张，一方面争取了群众的了解和支持，一方面扩大了队伍。特别是曹龙骧、马世进、叶子真等同志，当地关系多，人缘熟，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自卫团成立后，群众对我们是不是真打日军还有疑虑，有些上层人士更是讥讽嘲笑：“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都不敢打鬼子，小小的游击队能打了鬼子？”就连我们队伍中个别人也怀疑自己的力量。事情很明显，游击队要生存下去，只有坚决地战斗，否则就要垮台。北华、静沧同志很坚决，“我们拉起队伍来就是要打鬼子的！”大多数同志也坚决拥护。于是我们这支刚刚成立的游击队便勇敢地向敌人发动进攻，夜袭肥城，消灭了汉奸维持会，继而摸界首刀劈鬼子头。张北华同志身先士卒，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1月28日，我们带着夜摸界首缴获的战利品回到夏张小学，当晚举行了庆功会，大家喜气洋洋，举杯祝贺胜利。为了表示抗战的决心，我们把杀鬼子的刀拿来，每人舔了一下刀上留下的敌人血迹，叫作“饮血解恨”吧！我们还把缴来的战利品放在学校里供群众参观。事实最有说服力，自卫团杀鬼子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泰西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顿时高涨起来，各方面、各阶层人士纷纷投奔自卫团，自卫团得到迅速发展。
春节过后，张北华同志率团本部开进肥城，为了巩固夏张这个活动基地，自卫团在夏张设立了办事处，任命我为办事处主任，主要任务是扩大队伍，搜集枪支，筹措粮草。由于打肥城、摸界首的胜利，泰安县许多区、乡成立的游击队也纷纷前来，我记得先后改编了六、七、八等大队和先锋连，一大队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当时泰西地区的封建地方势力和一些土匪武装也有相当的势力，“司令”多如牛毛，比较大的几股：以牛希文为头子的秦启荣别动队第二十三梯队，以“谭四大人”谭庆岭和欧阳怀丰为头子的地主武装，以吴干臣为头子的“光复军”，以刘仙洲为头子的别动队等，他们都是有几百人、枪的武装力量，至于几十人、上百人的小股杂牌队伍就更多了。这些杂牌队伍占山为王，称霸一方，打着“抗日”旗号，干着祸害群众的勾当，对抗日武装的发展也是一个障碍。为了争取尽可能多的力量参加抗战，自卫团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我们在况洞召开了团结抗日大会，欧阳怀丰、谭庆岭等人都参加了，“光复军”也派代表参加，由于人心向背，他们在会上也表示要与自卫团联合抗日。可是时隔不久，在我们查日货的时候，有的同志查封了一批来历不明的物资，吴干臣火了，便串联牛希文、欧阳怀丰、刘仙洲等共一千余人企图围攻自卫团。“光复军”出面请我到赵家崖开会，实际上是企图扣住我作人质。为了分化他们的阵线，避免大的流血冲突，我便只身到赵家崖去和“光复军”谈判，我对他们解释说：“你们不要误会，别受别人的挑拨。咱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有什么问题好商量。你们如果缺什么东西，我们帮助解决。”他们听我说得有理，又愿意帮他们解决供应的困难，气氛缓和下来，便提出要东西。为了团结他们，我便答应了。回来后，向自卫团的领导作了汇报，给他们一些粮食、鞋子和200套军衣，这才算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可是后来吴干臣要带领“光复军”投敌，我们就不客气了，便调动部队和红枪会把他们打垮了。
1938年底，以泰西自卫团为主，会合其他几支兄弟部队，在大峰山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泰西抗日游击队终于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壮大起来。
回顾泰西抗日游击队的发展，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条经验：第一，有坚强的领导骨干。省委派来的干部和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同志们斗争坚决，意志顽强，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决不退缩，真是“冲锋在前、享受在后。”第二，积极动员和掌握民间枪支，争取了主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期，争取各方面人士参加抗日。泰安县十区区长武圣域率队参加自卫团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第三，从部队建立之始，就确定了积极抗日的方针，如果不是坚决地打击敌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卫团的威信不会那么高，队伍也不会发展得那么快。第四，群众纪律好。我们不扰民，不害民，与国民党势力的乱抢乱夺形成鲜明的对照，一个是艰苦奋斗，爱护群众；一个是大吃大喝，祸害群众，谁好谁坏，一目了然，因此群众支持我们。第五，官兵一致，同甘共苦。从北华、静沧同志开始，各级领导与战士一样吃饭，一样打仗，一样站岗放哨，对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不论干部、战士，同样开隆重的追悼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使为国牺牲成为无比光荣的事情，对群众对部队的影响都很好。
抚今追昔，那段难忘的战斗历程仍然像昨天一样历历在目。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